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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杜亚松教授谈儿童心理健康

2019-03-07   浏览量:  文章来源: 世界医疗网

核心提示:比起心灵鸡汤、羊骨鸡汤,还是吃鸡好。吃鸡到哪吃呢?就去专业机构,去专门吃鸡,不要喝鸡汤。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很重的话题。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儿童心理健康,但真正把更多目光投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所以这项工作也就开展了不到30年的时间。

  90年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吃喝不愁,这时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神经性厌食症和成绩压力带来的各种问题。随着社会转型,城镇化建设,又出现了留守儿童问题和独生子女被过度关注带来的“421综合征”。到了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个人走到哪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带来了挑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教授认为,虽然问题多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健康。例如不会用支付宝、微信,可能会落后,信息化是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帮助儿童青少年适应这些变化,使他们随着社会进步而健康发展。我们要客观地、与时俱进地来考虑这些心理问题。

  建立正常的依恋关系至关重要

  人与动物区别很大,长颈鹿生下来很快就要能站起来,但人类婴儿没有1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是站不起来的,所以这期间就需要母亲的养育。母亲给予婴儿关注、营养,帮助孩子避免危险的发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母婴之家会建立一种情感纽带,这个纽带就叫依恋。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六个月的时候看到妈妈就很开心,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用目光跟随妈妈、会笑,两个胳膊会抬起来,甚至动动两只脚,好像在欢迎妈妈。依恋关系对孩子以后的情绪发展、行为发展和人格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不止跟妈妈建立依恋关系,跟爸爸和其他家人建立依恋关系也很重要。九个月的时候依恋会经历一个泛化过程,此时孩子会让爸爸抱,让爷爷奶奶抱,也让哥哥抱等等,他们显得很开心。到了12个月左右,孩子要学会说话、走路了,又要开始一个新的依恋过程。这个过程更多依赖于父母亲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路是高低不平的,孩子就很容易摔倒,然后令孩子觉得环境不安全,不敢去探索。

  一岁到三岁通常是从依恋过渡到分离的阶段,此时需要让他知道可活动的环境不只有家里,不只是妈妈的怀抱,他还可以走出去,到邻居家串门,到小区里跟小朋友们进行社交。所以三岁的孩子应该有安全的依恋,相信家里与家外一样安全,如果这样孩子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孩子年龄较小时,孩子对妈妈的依恋多一点,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妈妈对孩子的依恋会增强。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老去担心孩子,代替孩子做他该做的事情,家庭成员的不安全感可能会限制孩子发展。例如三岁到六岁许多孩子要从幼儿园走向小学,此时需要发展出高级得情感活动、认知活动、语言能力、交往技能等等。如果三岁的孩子要会用调羹、筷子吃饭,但是家长坚持喂他吧,那么孩子独立吃饭的能力就下降了。将来到幼儿园出去春游、秋游,这个环节让他单独吃东西,他可能都完不成了。

  初高中以后,孩子多数时间都是在社会中,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也越来越社会化。这个时候家长的不安全依恋增多的话,孩子也会受到影响。例如有的孩子走不出家门,老是呆在家里。所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离不开父母正确的教养。早期养为主,中期教为主,长大后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以协商为主。什么样的年龄段该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不会做培养他做,他会做坚决不替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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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与家庭功能正常与否有关

  早期的一些亲子关系研究专家认为,孩子的问题是家庭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50年代有一种系统论,认为家庭像一个系统,每个部分和其它部分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功能。在家庭里任何一部分功能的改变,如功能缺失、功能过强等都会影响整个家庭关系。所以从系统论角度来说,孩子出现问题反映出家庭功能出现问题。

  家庭功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涉及括家庭每个成员在家庭中应该起到的作用,他的角色定位,他能够对别的家庭成员产生的影响,以及整个家庭是否符合社会要求。

  良好的家庭功能通常建立在父母亲与孩子交流良好的基础上,如果家庭功能出现偏差就会产生问题。最近新闻报道有家长为了提升孩子学习成绩,购买利他林给孩子吃。这个药有适应症,可以用来治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作性睡病,抢救病人时促醒,需要规范用药。为了考试提高成绩滥用药物是绝对是错误的,这就是家庭功能的一种偏差。如果父母总是训孩子考得不好,孩子也许会想:“父母只爱分数高的时候的我”,他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夫妻之道、父辈与祖辈、孙辈与祖辈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出核心家庭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家庭功能。所以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或者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与家庭功能的正常与否有很大关系。

  态度:淡化问题,提供帮助

  大众在看待有心理偏差的儿童青少年时,应该是淡化这些偏差。比如昨天老师说孩子功课没做好,今天孩子回家做了,那第二天就没问题了。这些所谓的心理偏差,每个人都会遇到,不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教会孩子调节问题。例如孩子调皮,上课做小动作,这可能是多动症的表现,也可能就是单纯调皮,或教室某种特定情况突然诱发了他的行为。这里我们要解决的是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原因来帮助他们。而不是批评指责,认定孩子有问题。

  当我们不认识路的时候可以找人问路,这个过程就是咨询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心理问题,就去问专业人员,像问路一样这么容易,我们也不会把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看成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做家长的不要有病耻感,不要给孩子们贴标签,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找专业人员帮助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通常会称急性治疗期或者急性干预期,之后就是康复期,住院的孩子好了以后要回归社会,进行家庭康复、学校康复、社会康复。这个时候学校、社会应该提供帮助,而不是以患病为缘拒绝。当着孩子治疗好以后,症状没有了,恢复了多数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个正常人了。我们不能再把他当成病人来看待。当然这个过程还有很有要求,比如坚持定期吃药,定期随访。上海的小学到大学,甚至幼儿园,每一个学校都有心理辅导室、心理老师,我们要把资源用上去。

  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场所。让孩子用药,教会他一些社交技能,让他认识到不合适的行为,以及怎么样去识别和改正,这都是家长家庭要做。所以孩子住院以后需要多方的共同关注。

  孩子回归社会能达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社会给他提供的帮助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如果能够做到比较好的康复,在技能上获得帮助和更多机会,有些孩子会发展得非常好。“我们每年门诊到了八九月份,有很多孩子考上大学,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即使不上学也可以对社会做贡献,这是很重要的。社会的文明在于我们能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接纳弱势群体。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我们帮他就是了。

(世界医疗网采编组与杜亚松教授合影)

  能吃鸡就不要喝鸡汤

  现在网络上信息繁杂,这可能会给急于带孩子治病的家长带来干扰,这需要我们睁大眼睛甄别。比如信息陷阱,在网上搜索心理障碍,会跳出来许多医院,家长们要了解医院的背景、资质、网站真假,有些正规机构里还有医托。现在还有种类繁多的科普讲座,但如果讲座结束了却要求购买产品,这就不可信。杜亚松教授说:“既然是科普,给知识就够了,不要附加品,比如心灵鸡汤、羊骨鸡汤,那还是吃鸡好。吃鸡到哪吃呢?就去专业机构,去专门吃鸡,不要喝鸡汤。”

  当然很多媒体,如报纸,还是很可信的;还有各大专业机构的官方网站,如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网站,中华医学会的网站等等,这些都是靠谱的。

  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缺人、缺人、缺人

  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一直很神秘。20年前杜教授在读博士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们全国只有20个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几年前据说全国已经有200个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不过这是估摸出来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流行病学调查或统计资料。

  杜教授说现在人员确实多了,全国有几所大医科大学设有儿童精神科硕士点、博士点,每年培养了不少学生。但培养的数字和真正走向儿童精神科领域的人数不是一回事,有一些人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

  “美国3亿人口,儿童精神科医生有15000人,我们就算是200人,差距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资源确实太少,这就需要这些少数人有意识地承担更多责任,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多服务”。

  杜亚松80年代初在医院实习时就很喜欢儿科,毕业后做了精神科医生。有一次做门诊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不断用肘敲墙,两个手肘尺骨鹰嘴骨折也不停止。于是他便回去翻书,书上找不到又去问老师,最后终于在书上发现有一小段话介绍了一个叫抽动障碍的病,其中的描述跟那个小伙子很像。从此他就对儿童精神病学产生了兴趣。90年代初报考了儿童精神病学研究生专业,跟随中南大学李雪荣教授、杨德森教授学习。再后来博士毕业后正式进入儿童精神病学领域。

  从杜教授攻读研究生期间,国内儿童精神病学领域就缺人,工作后还是缺人。如今一步一步走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团队也越来越多充实,有十几个医生。原来他们没有病房,2005年病房困难也解决了。咨询大楼里还有专门的儿童青少年咨询中心。

  杜教授说,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困难,但有困难就要去解决它,尤其是专业上的困难,要去克服。他相信随着社会发展,儿童精神病学领域的资源一定会越来越多,能帮助到孩子也会越来越多。

  专家简介

  杜亚松

  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儿童行为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心理卫生问题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任《中华精神科杂志》等多本期刊的编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全国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家庭治疗副理事长和儿少心理治疗与咨询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儿童精神病学组副组长,The Pacific Rim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Fellow,中华医学会上海精神医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组长。

  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发表论文近220余篇,SCI收录论文40余篇,主编书籍20本,参与编写书籍50余部。

  门诊时间:每周一下午1点半,每周六上午八点(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