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学人文精神一直存在

　　WHO指出，一旦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起码的需求，有条件决定生活资料的使用方式，文化因素对健康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常持续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不仅仅限于个人，还包括整个人群。文化影响个人对健康、疾病的接受、服务、个人的健康观念、个人的行为、病因等。

　　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是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一支

　　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曾指出，当前的中国是几种文化在一起交织。“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两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在知识分子里影响深远，一百多年的革命文化存在于我们的主流意识当中。这三者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孝为核心，以家庭为本位；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革命文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几种文化都客观存在，如何取舍、如何融合，还有多久才能取舍、融合得好，或许谁也说不准。但是有一个原则，大家应该坚信，文化的特征，就如周有光先生说的，总是高处流向低处，总是后进追赶先进，这是不可逆转的。”

　　而什么叫高处，什么叫低处？谁落后，谁先进？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当中选择的。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启蒙，需要有全国人民来实践、书写。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尊重、爱护和关怀，是对人的理解、容忍和接纳，是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也一向注重人文精神，要求医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

　　作为中医学理论奠基的著作《黄帝内经》一书就把人定位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人的生命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唐代医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清代著名医学家喻昌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乃仁术成为古代医学家人文精神最本质的特点。

　　当前，医患纠纷乃至由此引发的恶性伤医事件不时发生，令公众如芒在背。当透过众多个案纷繁复杂的表象，去探寻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时，我们常常发现，医学人文精神的缺乏恰是症结所在。这种缺乏与过度追求医学技术为本有关，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2017年哈佛大学访问团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在广州出席健康沙龙，在与50多位健康学界的专家学者对话时，他表示，当前医学界特别关注的“医学人文关怀”可借鉴中医经验，探索新型的健康服务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回归”人文精神，而不是“创造”人文精神，因为中国古代医药先贤们已经为我们探索好了医学的人文关怀精神内涵。

　　譬如战国扁鹊、汉朝张仲景、三国华佗、隋唐孙思邈、明朝李时珍，他们都有高尚的从医目的——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与患者的关系也都非常和睦。并且，他们都是全科医生，内外妇儿，常是一个人兼看；药剂自己调制，还是医教研结合，从临床医学中要解决的问题着手研究，研究的结果在临床上验证，效果好的就写进书本，传输给学生。现在我们大力提倡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整合医学，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为什么国家的问题，人的问题，病的问题，都用“医”字来表述？因为你关心人的身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精神健康，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

　　当代医学与文化的新观点提出，与健康有关的文化包括生态文化和医学文化，它们与医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生态文化指的是天人关系的文化，旨在改变工业文化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改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生态文化观以及我国近年来实践“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都是对“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呼应，反映出对环境、人、疾病关系的新认识与重视。

　　2019年6月，首届中国医学人文与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在潍坊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者相聚潍坊共同开启医学人文与学科发展的对话。潍坊医学院校长管英俊教授表示，医学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精湛的医学技术和温暖的人文关怀都是医疗服务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时代，我们期盼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期盼人文更好地发挥对医学的引领作用，更期盼医学永远保有内在的温度与情怀。

　　其实，我们对医学人文的探索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分支，也是在新的历史文化经济环境下对它的再实践。

　　健康中国，科普先行

　　在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看来，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并非单纯指向某种肉身疾病，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承载着具体社会语境所赋予的道德或政治内涵：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而把疾病与个人品格，而非肉身的不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中存在已久。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开篇就表达了写作初衷：“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只是，这项工作能成功吗？消除或抵制隐喻或许难以实现，但揭示隐喻至少是可行的。

　　所谓揭示疾病的隐喻，或许就是向大众科普疾病相关知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发展及生态环境、生活行为方式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为积极应对当前突出健康问题，必须关口前移，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

　　其基本路径首先就是普及健康知识，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康的前提，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健康教育与促进；同时促进大众参与健康行动，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激发居民热爱健康、追求健康的热情，养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科学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实现健康生活少生病。

　　我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的目标是：到2022年和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于22%和30%；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构建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医务人员掌握与岗位相适应的健康科普知识，并在诊疗过程中主动提供健康指导……

　　要追上生物医学人类学的发展

　　当前，我国医学人文与医院管理、临床应用、专业培训等领域的结合方兴未艾，医学人文相关著作不断问世，但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差距。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先后恢复或增设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由于我国民族众多，民族学备受关注，一些院校的人类学往往与民族学在一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较大的研究机构，还有地方院校和一些综合性院校及民族医院校等20多个研究机构，除了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开设医学人类学外，某些医学院校（含中医）也开设此课，如锦州医科大学在全国就率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

　　过去我国虽然做了不少人类学的工作，但大多都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真正的医学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只查到席焕久、陈华、张有春编的医学人类学著作，美国的出版物却很多，尤其是杂志，但国内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人类的健康与疾病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人们的高度关注，使医学人类学得以快速发展，研究领域明显扩大，出现了偏重生物学方面的生物医学人类学和以研究医学文化为主的文化医学人类学。

　　对于生物医学人类学，目前还没有人为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是最近几年才从医学人类学中分化出来的学科，是人类学中新兴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综合性学科。它从广义的人类学方面提供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方法与理论，使生物医学和塑造健康的行为及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面更加清晰。

　　生物医学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理论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学科，研究领域是把健康、疾病、患病过程结合起来，因为很多过程主要是在文化背景下，生物学原因可能起很小作用。

　　该学科具有几个新特点：

　　1.对人的医学差异的研究更加深入。过去，常规研究身高、体重和ABO血型以及肤色、眼色、眼鼻耳口形态所表现的多样性。现在注重免疫与疾病易感性，注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的个体和群体差异。

　　2.生活方式的变迁成为新重点。例如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生活方式变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消费方式的日用品从自给自足到市场化；交通、通讯方式、衣着打扮、休闲方式等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由简单、平淡、温饱型向小康、营养型、丰富多彩型发展，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卫生保健投入不断加大。

　　3.补充与替代医学得到重视。补充与替代医学指西医以外的体系，在发达国家有20-65%患者接受这种疗法。1987-2005年中国为130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54000多名中医类人才。WHO在中国建立3个针灸培训中心，已有36000人得到培训。

　　4.生态学与人类学紧密结合。当前有很多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如医学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疾病生态学等。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不仅影响人的体质，也影响人的健康与疾病。

　　5.更加注意医学文化的研究。医学服务已经从医院转移到医院和社区，由单一的病理服务到生理、病理、心理服务，由单纯治疗到治疗、康复、保健，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们的健康观也发生变化。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基因治疗、克隆技术、医患关系给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医学观念的变化。

　　6.学科交叉明显。众所周知，要理解人的体质生长与成熟就需要体育科学、人类学、人类生物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知识，任何一个健康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合作，学科交叉与合作已成为当前的一种趋势。大数据（Bigdata）时代的到来更需要多学科合作。人的体质差异、基因多态性、医学观念与实践、疾病流行、疾病的个性化医疗都是大数据，需要众多同行的采集，需要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需要多个学科的交叉与合作才能完成。

　　本文作者：江映雪

　　本文摄影：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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